劉遠舉：如果中國跟進減稅競爭🍕，中國高投資⬆️、大規模的基建模式就會被削弱😯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就會受到挑戰。
2001年12月11日，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🧚🏽♂️，16年過去，當矽谷的左派精英代表紮克伯格，一邊“怒懟”特朗普🕵️♀️，一邊學起了毛澤東思想的時候，中美精英結合，“中美國”共同治理中美工人的局面，已經成為現實。於是，美國藍領與沒落的中產們🕵🏼♀️，用他們手中的選票🩸🩺，選出了他們的救世主——特朗普✋🧑🚀。
特朗普的動作很大，繼歐盟🧘🏽、日本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後𓀉，11月30日🚈，美國政府正式對外宣布🏋🏻，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🛬。3天之後🍧🦹🏻♀️，12月2日，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總規模為1.4萬億美元的稅改法案🙎🏿♂️。這是三十多年以來🦂，美國對稅法的最大一次調整🫀。
全球減稅競爭
參議院此次通過的稅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企業🧎♀️，從2019年開始，美國的公司稅將從35%大幅降低至20%；同時，家庭和個人的稅率也會降低👂🏿，持續至2025年。此外🔸，跨國企業目前為避稅而囤積在海外的2.6萬億美元利潤，只需一次性繳納14%便可合法匯回美國。對此🚖，積極觀點認為🐵，減稅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資本回流、投資提升，增加就業👭🏻，刺激生產，簡而言之🍋🟩👩🏼🎨，拉弗曲線發揮作用。
不過，拉弗曲線✧，取決於多方面的復雜的因素🎵🧏🏿♂️，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🦵🏿。比如✮，更低稅率未必會導致企業加大投資，而是將資金投入金融市場，這未必有助於實體經濟增長🏊🏿♂️，反而製造泡沫🧑🧒。而且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減稅政策，雖然改善了“滯脹”🤸🏻♂️，但卻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🚊。所以🏄🏽♂️，如果拉弗曲線未能出現🕺🏽，減稅很可能達不到目的，中長期財政收入波動可能令政府停擺風險概率增大🧑🏿🎄，減稅政策也很可能進一步加大貧富分化🗡。顯然🧎🏻♂️➡️，對於特朗普維護其基本盤——美國藍領階層、失落的白人中產階層來說，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。
不過🛶Ⓜ️，不管減稅是否能夠成功，各國為了應對美國減稅，保持自身經濟競爭力，已經采取或正在醞釀應對方案。據《日本經濟新聞》12月5日報道，日本政府正在討論將積極加薪和投資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%左右♈️，參考美國等國的減稅動作，日本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幅度📽。德國2017年1月宣布對稅製進行徹底改革，通過減稅政策每年為企業和經濟發展減負150億歐元🍽。英國一系列減稅政策已於2017年4月新財年生效，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都在降低🤾🏼♀️。法國今年7月宣布🚔❓，2018年該國強製性征稅金額將減少約70億歐元🎣⛹🏼♂️。同月，印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🔖。可以說，全球減稅競爭已經開始，雖然，中國宣稱不會參與減稅競爭，但類似局面恐怕難以避免🪰🤢。
中國輿論場的稅負爭議
近年來中國輿論場多次掀起稅負爭議，去年底中國還鬧出“曹德旺跑了”風波🌷🈯️。中國稅負很高，這個共識基本沒有問題。隨著中國勞動力價格優勢的逐漸減小👨🏿🦲，稅負更加成為一個關鍵因素。雖然中國工人的價格相對美國來說，仍然很低，但是😫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低於美國。按照IMF經過購買力折算後的數據（ppp）🤜🏿，中國用4倍於美國的勞動力💅，創造了略多於美國的產品和服務🧜🏻♀️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勉強超過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🏂🏼🛺。所以，中美之間的製造業成本的差距，正在迅速縮小。據波士頓咨詢公司2013年的研究報告，當時在美國製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國高5%。2015年，在美國低成本地區生產已經變得和在中國生產一樣經濟劃算。這就使得資金對新的稅收政策更加敏感👳🏿♀️☹️，中國很難避免進入減稅競爭之中。
與此同時🚵🏽，中國減稅更難。中國有基建狂魔的稱號🤹🏼♀️，基建有效的拉動了中國經濟。中國還創辦了亞投行🧎🏻♀️➡️，提出了“一帶一路”政策，讓中國資金走出去，中國的基建能力走出去，獲得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。而這一切⟹🩴，都源於中國強大的財政實力，也即源於稅🪩。如果中國跟進減稅競爭，那麽，中國高投資🧜🏿♂️、大規模的基建模式，就會被削弱，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🗑，就會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戰🥾。
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減稅政策成功了，拉弗曲線出現了，那麽，減稅不但會變為經濟競爭，也會在更多層次上帶來深遠的影響💇🏿♀️🧑🏿。
減稅背後的政治因素
中國的社會治理方式，毋庸諱言，是利出一孔的治理策略🛀🏼📨。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約占全部財政收入的60-70%🚶♀️➡️，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則只有30-40%，也就是收入四六開👨🏻🦱；在支出端🌯，地方政府的責任也是四六開🕵🏿♀️，但是這個時候是地方出大頭，中央出小頭，所謂“事權下放”。為了解決地方政府資金不足的問題，中央政府引入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製度，用於對地方的支出提供資金。分稅製的核心規則可以歸為一句話：稅收分兩塊🥻，中央拿大頭，地方沒錢，再還給你。這就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掌握。所以，從國家治理層面，中國也需要國家掌握更多的財力🦡，以實現國家內部的穩定。這也需要更高的稅收水平🧑🏼💼。但美國並不需要這種模式🍾，它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權力相對分散的國家，各州有立法權。地方事務有各種政治層面的協商去完成👨🏽🌾。稅收對於國家權力架構，國家政治穩定🐗，作用顯然比中國小。即便中央政府真的停擺🚿，也不會亡黨亡國💁♂️。由此可見，民主國家可以在更低的稅收水平下保持國內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穩定與發展。從這個角度，美國的減稅，不光意味著經濟的挑戰🥷🏼，也是華盛頓模式和中國模式，在國家治理層面的又一次競爭。
某種程度上👩🏼🌾，二戰之後🐉，面對全球共產主義實驗🏄♀️🫦，西方世界有兩個戰略級的手段。首先是冷戰，其次是全球貿易𓀛。第一個已經成功了，第二個，是失敗與成功的綜合體。成功在於，它打造了一個中美精英共治中國勞工的體系，帶來了全球的和平與經濟發展，不過，其失敗之處在於，全球貿易並未完全實現當年克林頓的政治願景🪪。但無論如何🤷🏼，這個體系已經美國精英欲罷不能®️🧏🏽♂️。這個時候，美國藍領與沒落中產的救世主出現了。特朗普是一個商人，他很可能無意於意識形態👺，但是☦️，他的基本盤卻是藍領工人🐑、沒落中產🤾🏼。所以我們看到了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、減稅等稱得上劇烈的變化，當貿易對抗🚝、經濟回縮時，都意味著“中美國”經濟綁定減少🥬，這時👨🏽🎤🆔，價值觀議題會以多種形式重新出現▪️。有人說，特朗普減稅是對裏根時代的原教旨主義模仿🎅🏿，的確，無論如何🤜🏼，這讓人聯想到裏根時代。